万青丨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岂止一代人的集体

穷游网 2018-11-08 13:07:29

  或许,多年之后,它们都将因为万青的歌而不朽:师大附中、疯狂的人民商场、秦皇岛那座“分割世界的桥”、甚至林立的洗浴中心。——马世芳

  一位因为工作走遍许多城镇的上海朋友对我说:她不大能明白“万能青年旅店”为什么在也能红成这样。她的意思是:若是没有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生活过,莫说隔着海峡的,即连上海广州那些大城的文青,也未必真能体会“万青”那种浸透骨子的,二线城市青年的混混气质。

  我不曾去过,我也不曾去过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Asbury Park,或是喜悦分队(Joy Division)的曼彻斯特。说来惭愧,我甚至不曾登上胡德夫和巴奈的大武山。陈升和“新宝岛康乐队”在海峡对岸粉丝极多,我亦不无纳闷:他们那属于潮热南岛的土台味,在冬雪封城的北国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呢?

  或许我的朋友要说的是:万青之走红,并不等于千万人便都理解了那音乐的来处,他们其实始终都是尴尬而寂寞的。他们红了,也只不过把这份尴尬和寂寞复制放大了千千万万倍——摇滚核心的矛盾,似乎始终如此。

  你把整副青春献给了这辈子你自认唯一能做的事,从“正常社会”的缝隙掉落出去,一心觉得自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你遍听历代经典名盘,疯了一样地练琴,反复“和磁带上的外国人较劲”,五年过去,你练出一身绝活,仍然没没无闻,穷得有一顿没一顿。十年过去,团员来了又走,有人后来加入主流乐坛,功成名就,你却跌入忧郁症的深渊,开始认真怀疑自己不属于这颗,呆望天空想着UFO什么时候来接你回家。

  你不再年轻,渐渐活过了摇滚史那些早夭的岁数。十多年不离不弃的哥们儿替你弹出来的旋律填上了如蜜如梦如刀的诗句,你开始认真把那些歌录下。剩下两人玩团未免太寒碜,你们邀请了同在这混账的城里编摇滚的一哥们儿入团,那哥们儿说他什么都不会就只会吹小号,于是你们的团便有了小号。然后你们拉来一个小伙子,让他坐上了鼓凳。几个人在平常练团的破烂砖房就着东拼西凑的器材录着那几首歌,毫无工业标准可言,土法炼钢边做边学,旷日废时,事倍功半。好不容易蹭出一首半首成品,拿来和那些乐史经典一比,马上摇摇头推倒重来。如是两三年,那耗尽你整个青春性命的七首歌总算录完。

  几乎一夕之间,你们征服了全中国乐评人,被誉为中国摇滚的救世主。你们拿下一座又一座的大,从小酒馆克难巡演“蹭吃蹭喝蹭住”的世界唱到了音乐节压轴,再唱到了和宝岛。你望着舞台底下万头攒动,他们一句句跟着唱那首你忧郁症故事的歌,台上你的面容沉静,不见悲喜:

  这是万青的故事。主角是吉他手、作曲兼主唱董亚千(大家叫他“二千”)和他多年的哥们儿,贝斯手兼作词者姬赓。从社会人的眼光来看,董亚千和姬赓几乎是彼此的:一个是不事生产的社会边缘人,“十多年加起来挣不到几百块钱”;一个是师大作育英才的英语教师(学生之中不乏万青乐迷,在网络社群兴奋分享亲炙“姬老师”风采的故事)。然而他俩的搭档,就像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John Lennon/Paul McCartney)、米克·贾格尔/基斯·理查兹(Mick Jagger/Keith Richards)、莫里西/约翰尼·玛尔(Morrissey/Johnny Marr)……两人互为,缺了谁就不是那回事了。他俩中学时代便一起组了团,那还是九0年代,网络尚未普及,舶来摇滚的来源主要是“打口带”——国家把滞销的库存唱片、卡带作为塑胶废料论吨运到中国做“最终处理”,外壳都打了洞或剪了口子以示报废。这些回收废料在有识之士发掘之下,竟成了不止一代人的启蒙材料。通过打口带,他们聆听了大量的西洋摇滚经典,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每个玩乐队孩子的必经之,只不过他们听得更多一些、深一些。

  花了好几年,董亚千戮力练琴,苦追那些摇滚师。他的吉他师承并不仅仅止于九0年代的美国另类摇滚风潮,而是一回溯史蒂夫·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杜安·奥尔曼(Duane Allma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直追,远眺密西西比三角洲,一派正统蓝调底气。因为喜欢九0年代美国另类摇滚团盲瓜(Blind Melon),他们把团名取作“The Nico”,那是二十八岁嗑药而死的主唱香农·胡恩(Shannon Hoon)襁褓中女儿的名字。这个团在摇滚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变动频仍,大多数时间等于半解散状态。二00二年,他们决定改名“万能青年旅店”,这是从董亚千寓居河边那排破房子得来的灵感:各人马经常在那儿闲混,俨然的嬉皮。据说上随便问个面熟的人都有那儿的钥匙,除了董亚千自己。

  就在那一阵子,姬赓尝试为董亚千的旋律填上中文词。《不万能的喜剧》是第一步的尝试,歌词很短,却有极长的尾奏。这首歌,网上流传好几个版本,是万青历来五六年反复实验的痕迹,不插电版、纯演奏版、无小号版……直到二0一一年专辑出版,这首歌最终落实了每样乐器的。抒情的前段转入暴烈的后段,绵里藏针,迭起:

  万青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来自每一个环环相扣的部件:老辣无双的电吉他、璀璨夺目的小号、声嗓毫不自恋却收放自如的主唱、层层叠叠汹涌澎湃的鼓和贝斯、柔情似水的提琴笛子和曼陀铃、美不胜收的旋律,还有诗——在演唱英文歌词为尚的摇滚圈,万青让我们省悟:语言的拣择,便决定了的去向:

  姬赓曾说:“若是把‘酒馆’代换成‘广场’,就全明白了。”但他不愿意那么写,宁愿用“酒馆”为人类保留一点儿希望。无所不在,哪怕你不想招惹它,它也时时来招惹你。一部摇滚史,几乎有半部都是音乐人和它周旋的曲折历程。万青这几个“八0后”身处“后”的经济狂飙时代,自然不复崔健《一无所有》、《一块红布》那种荒芜中苦苦挣扎的大叙事、诗。他们的自有别种质地,像这样的词:

  听者有心,或不免把“争执”听成“”。这首歌叫《十万嬉皮》,开头虽写“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其实岂止一代人的集体状态。

  初次看万青演出是二0一一年春的“草莓音乐节”,那时专辑刚出半年。老实说,对照他们录音制作简直无懈可击的专辑,那天现场看到的万青,感觉只算还行,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或许囿于现场条件,又或许从Live house来到这样大的户外场地,能量不免有点涣散。不过,底下观众是很high的。那是沙尘暴和杨柳飞絮的季节,风极大,吹得人人灰头土脸,很有几分悲壮神色。万青登台的时候,天色缓缓暗下来,草坡上几千青年挤在一处,虔诚望着舞台。压轴曲照例是《那个人》,全场齐齐念咒一般跟着董亚千唱:

  二0一二年三月八日晚上,在爆满的台北The Wall,我再次听见全场跟着董亚千齐声唱起这首歌,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只不过卷着舌头的北方腔普通话换成了腔的国语。隔了两天,在高雄“大港开唱”,码头边搭起的舞台底下挤着好几千人,我又听到了腔的齐声合唱——这是多少年来,我所亲见第一支能在展现如许魅力的对岸乐团。那两天的万青,较诸十个月前我看的那场演出,台风更稳,能量更饱满,换句话说,更不愧他们乐坛的声望了。

  The Wall演出前一天,万青刚下飞机不久,我便约了采访,和董亚千、姬赓、史立在永和一间泡沫红茶店面对面坐下,一时无话,彼此都很拘谨。为了打破尴尬,我和姬赓聊起《那个人》的几个细节:“八角柜台”是专有名词吗?(不是的,只是个意象,想象出来的,其实人民商场没有八角形的柜台。)人民商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小时候最热闹的百货商场,现在破落了。)师大附中是顶好的学校吗?(说不上顶好,也就是还行吧。)……

  弄清楚了这些,就能更完整地理解这首歌吗?好像也不见得。诗的魅力,往往在于那些不能解释、不该解释的,就像这首歌与世纪初那场实有其事的靳如超爆炸案若即若离的,未必需要坐实。歌里这样的句子,即使从未去过彼地、不知那间教室的模样,也不妨碍它在心里激起的千层巨浪:

  姬赓倒是解说了几句:乒乓球在对岸素有“国球”之称,是师长眼中不妨提倡的正当活动。于是在这儿,“乒乓少年”暗喻着一个压抑的乖乖牌,打球或许是他郁闷的青春时光唯一的宣泄。言罢,唱过这首歌无数次的董亚千笑道:“哎唷,原来还有这层意思!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段儿!”

  话说万青大概真的是很红了——听说有乐迷自己组了观光团,设计“万青主题之旅”,一一造访歌里提到的景点,徘徊留影。

  或许,多年之后,它们都将因为万青的歌而不朽:师大附中、疯狂的人民商场、秦皇岛那座“分割世界的桥”、甚至林立的洗浴中心。他们在自己的歌里预示过的:

  选自马世芳《耳朵借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书系2015年版),已获转载授马世芳(1971年6月11日-),作家、人,长居台北。现任News98节目主持人、五四三音乐站。出版有乐评集《耳朵借我》、《昨日书》、《地下乡愁民调》等。